谈谈李白《上皇西巡南京歌》

谈谈李白《上皇西巡南京歌》

       刘咏涛

李白《上皇西巡南京歌》为组诗，共十首。作于唐肃宗至德二载（757）年底，玄宗东归之后。

天宝十五载（756年）六月，安禄山兵破潼关，玄宗西幸成都。七月，到达成都。八月太子李亨即位于灵武，是为肃宗，尊玄宗为上皇天帝。至德二载（757年）十月，肃宗还长安，遣使迎玄宗于蜀郡（成都）。十二月，玄宗从成都还长安。大赦天下，以蜀都（成都）为南京，凤翔为西京，西京（长安）为中京。

组诗主要写玄宗避难蜀中事，重点放在巴蜀尤其成都的灿烂历史文化与繁盛美丽之上。兹简介如下：

其一，写上皇西巡缘由和剑门之险。写出了“剑门天下雄”的不凡气势。其二这首诗名气最大，也是四川人最喜欢的一首诗。诗人赞美了成都人物之富庶，山川之秀美。其三至其九，主要写玄宗西巡盛况，成都的便利交通、悠久的历史及石镜、散花楼、星桥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。第十首，写上皇去蜀东归，兼及政治形势。

这组诗内容丰富，气势恢宏，直截了当地表达了诗人对蜀中尤其是成都的赞美，全方位展示成都的历史文化遗存、名胜古迹和繁盛美好，隐含了诗人对故乡的无限热爱和殷殷怀念之情。

但是，对李白的《上皇西巡南京歌》，一般的“古代文学作品选”，“唐诗选”，“李白诗选”都不选，“中国文学史”或“中国古代文学”也没有相应书写。

清代人编选的唐诗选本《唐诗三百首》，没有选此诗。近代髙步赢编选《唐宋诗举要》，选唐诗619首，没有选这组诗。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《唐诗选》选李白是64首，没有选本组诗。原上海师范大学《李白诗选注》编选组《李白诗选》（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1年修订本）没有选，但选了《永王东巡歌》十首。复旦大学古典文学教研组《李白诗选》（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 第三版）没有选。安旗 阎琦著《李白诗集导读》（巴蜀书社1998年）没有选，阎琦注评《李白诗选评》（三秦出版社2010年），也是没有选，两书均选了《永王东巡歌》六首。

洋洋洒洒选李白诗109首之多的《唐诗鉴赏辞典》也不收，四川学者周啸天主编的《唐诗鉴赏辞典补编》再增补李白诗23首，仍然没有选。周勋初主编《唐诗大辞典》在“名篇”部分，也没有列入这组诗的名字。

周建忠 郭兴良主编《中国古代文学》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年第三版），第四编第三章李白，没有提及《上皇西巡南京歌》（却两次提到《永王东巡歌》）。袁世硕主编《中国古代文学史》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年第二版），第四编第三章《李白》，没有提及《上皇西巡南京歌》。于非主编《中国古代文学》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四版）第四编第三章《李白》，没有提及《上皇西巡南京歌》。连“中国文学通史系列”的大部头《唐代文学史》（上下卷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），其上编“初唐盛唐文学”，第十八、十九章为《李白》上、下共两章，洋洋洒洒数十页，也没有提及《上皇西巡南京歌》。杨世明著《巴蜀文学史》（巴蜀书社2003年），以书写巴蜀作家作品为己任，对李白自然是大书特书，可是也没有提及《上皇西巡南京歌》，只提到了《永王东巡歌》。

由此，基本上可以说，这十首时没有受到古代文学教学研究界的重视。

其实，李白此诗无论是思想内容还是艺术成就，都有其独特的过人之处，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和意义。笔者只就本组诗的思想内容，作一番梳理考察，最终得出结论。

笔者认为，对这组诗的评价应该结合当时的历史和作者本人生活的情况、所处的环境及心理情绪，实事求是地进行，以还其本来面目和应有的地位。我们知道，玄宗幸蜀在蜀中的一年多时间，李白并不在场，并非事件亲历者。玄宗在蜀时，李白早已离开家乡“仗剑远游”他乡；玄宗幸蜀时，又没有跟着去。就是说，李白也是听闻别人转述而将这些“材料”通过适当合理的理解和想象书写出来的。  

但是，作为蜀人的李白，对玄宗幸蜀所经过的地方并不陌生，对玄宗本人，对成都及蜀中各地了解熟悉的李白，经过精心构思专力书写出来的整整十首组诗（而且组诗内容直接关涉自己的家乡），其价值意义，我们无论如何不应该忽视，对它们的评价也不应该低了！

虽然选本不选这组诗，但是历代的评价却不乏其人，可谓大相径庭。

有低评的。清代翁方纲指责诗：“殊与风雅之旨不类”，若反言之，则不必；若正言之，则不宜”，“若此之类，何以立诗教乎？”清代叶矫然：“太白“地转锦江成渭水，天回玉垒作长安”，……乃是铺张明皇幸蜀微意，似宋人“直把杭州作汴州”语意。不知者只以壮丽目之，……真可笑也。”

有中评的。清代唐汝询将其看作讽刺诗：“太白虽为尊者讳，然亡国之耻正在言表”。（《唐诗解》）

也有正面肯定的。宋代严羽：十首皆于萧条奔寄中作壮丽语，是为得体；举秦蜀形势不忘故都，是为用意。（《沧浪诗话》）王琦对“其八”评说道：“首二句用此，见蜀地自昔与中国隔远，未尝为帝王巡幸，以反起下文今得天子一行，遂成都邑之美也。”也有好评高评的：清高宗乾隆敕编《唐宋诗醇》：“述当时事，何等明白！可作诗史！”

关于这组诗的意旨，历来有争议，主要有两种看法：一种认为是颂歌，意在为玄宗还朝感到欣喜，为国家形势的好转而高兴；另一说认为全是用反讽手法，对玄宗的逃跑主义进行了批评，安史之乱中，表面上以唐玄宗“西巡”为“盛事”，其实抒发了他对玄宗出奔行为的讽刺和义愤。

笔者觉得，评价这组诗要涉及四川历史和巴蜀文化，要言及成都，这样才能得出合理的评价和得出正确的结论。要知道玄宗幸蜀在李白眼中可是件大事也是件好事，因为李白是蜀人并且爱他的故乡蜀中。

李白出生地到底是哪里姑且不论，但学术界和普通百姓将李白认为蜀人是基本共识。李白本人也是将蜀中看作自己的故乡的。李白离开故乡之后，再没有回来过。但是诗人无论什么时候，无论走到哪里，都始终不忘故乡。“李白在四川长大，对巴山蜀水非常热爱。”

李白一生留下了多篇怀念、回忆家乡的诗作，他“东涉溟海”“散金三十万”后的贫困之时有《静夜思》，与好友元演同游太原时作《太原早秋》：“梦绕边城月，心飞故国楼”。开元二十二年春在洛阳，诗人听到笛子曲《折柳》，于是再次勾起了怀念家乡的“故园情”。《秋夕旅怀》“凉风度秋海，吹我相思飞。……含叹想旧国，泣下谁能挥？”北方的秋天吹起了凉风，使诗人想到了温暖而可爱的故乡。

作为这组诗的“主角”玄宗皇帝，李白对他有着复杂微妙的情感，但是总的说来是有感激有敬意的。他没有理由在这组诗讽刺玄宗或者限制幸蜀之事。

开元十三年（725），李白东出夔门，“仗剑去国，辞亲远游”，后来在湖北安陆定居下来，从此“酒隐安陆，蹉跎十年”。其间，干谒数人，请求引荐，无果。大约在开元二十四五年时间，西入长安求仕，结果大失所望。于是，再次漫游。然后举家迁居山东任城。

不管因为什么原因，天宝元年（742），离开蜀中一心求仕的李白，在十七八年之后终于迎来了自己一生之中的高光时刻：奉诏入京，供奉翰林。诗人得意极了，大声宣布“仰天大笑出门去”，放言“我辈岂是蓬蒿人”（《南陵别儿童入京》）。玄宗“征就金马，降辇步迎，如见绮皓。以七宝床赐食，御手调羹以饭之，……置于金銮殿，出入翰林中，问以国政，潜草诏诰，人无知者。” (李阳冰《草堂集序》)李白自己也说“一朝君王垂拂拭，剖心输丹雪胸臆。忽蒙白日回景光，直上青云生羽翼。幸陪鸾辇出鸿都，身骑飞龙天马驹。王公大人借颜色，金璋紫绶来相趋。”（《驾去温泉后赠杨山人》）由于朝中权贵的谗毁，加上他自己性格上的一些问题，天宝三年被玄宗“赐金放还”，再次离开长安。

无论如何，召李白入京的是玄宗，玄宗有恩于他；而李白离开长安的原因却不能怪玄宗，并且李白离京时，玄宗还给他“赐”了他“金”，既给了诗人一定面子，更给了较多实惠，皇帝的赏赐不会是个小数的。

至于李白后来加入李璘集团，又被莫名其妙地牵连进了李亨、李璘兄弟之争，因而被贬受苦，更是和早已是太上皇的玄宗风马牛不相及了。实在要讽刺，李白也只会讽刺肃宗，但是本组诗也没有看出这层意思，李白也不敢。李白获罪，是由于他对政治的感觉不敏，御史中宋若思就认为他罪薄宜赦。宋若思还请李白参谋军事，并上书肃宗荐李白可用，但是肃宗不允。周勋初说：“李白在肃宗、永王之间，却也真有拥护永王而对肃宗存而不论之势。”“他称永王的军队为‘王师’，称忠于肃宗的军队为‘北寇’。可见他拥戴永王的坚决态度。”

玄宗、肃宗身为父子应该相亲相近，实际上却是相互猜忌。事实上，玄宗是被李亨“遥尊”为上皇的，玄宗让位并非心甘情愿。在赴蜀途中，玄宗任命儿子李璘为江淮兵马都督、扬州节度使。李璘起兵是受到玄宗授权下令才行动的。弄清楚了这些基本事实和相关人事关系之后，对李白的《上皇西巡南京歌》，是无论怎样也不应该得出挖苦讽刺玄宗的结论的。

可是清代唐汝询将其看作讽刺诗：“太白虽为尊者讳，然亡国之耻正在言表”。清代翁方纲指责本诗：“殊与风雅之旨不类”，“若此之类，何以立诗教乎？”清代叶矫然也认为诗“乃是铺张明皇幸蜀微意，似宋人“直把杭州作汴州”语意。”

前面说过，我没有发现《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》之类书籍选过此诗，一般的《李白诗选》也不选此诗，《唐诗鉴赏辞典》及《唐诗鉴赏辞典补编》，以及《中国文学史》等文学史教科书都没有选（或提及）这组诗。

只有钱志熙《李白诗选》选了其中一首。比较其它选本，钱书选诗并不算多，但是选了《上皇西巡南京歌》一首，可见其对本诗的重视。钱先生在诗后的评论中说：“至德二载，明皇还蜀，大赦并以蜀郡为南京，这当然是肃宗尊礼上皇的一个举动，同时也是为了粉饰玄宗避乱幸成都之事。太白作《上皇西巡南京歌十首》，正是为润饰朝廷此典制。白……昔以作《永王东巡歌》而贾祸，今又作《上皇西巡南京歌十首》以补过……李白作这一组《上皇西巡南京歌》，可以说是合情合理的，也可以说是李白平生创作中润饰鸿业的大手笔之一。”笔者认为，这样评论大致是合符情理的准确的。但是钱先生后面又说“虽然以今天的历史眼光来看，太白对明皇幸蜀的歌颂，充满反讽味道。”这个说法和前述“历来看法”的后者相似，对此笔者就不敢苟同了，我看不出“反讽”，即使“以今天的历史眼光看”。

笔者认为上引这些评论都有可以商榷之处。还是严羽、王琦和《唐宋诗醇》的编选者对这组诗歌的评说更有道理。

要想说清这个理由，还不得不从李白创作这组诗的大小背景考查不可。

李白写此诗的原因，大的背景是由于安史之乱，小的原因是李白此前的一个人生行为：追随永王李璘，因李璘兵败被杀而受到牵连。

安史之乱对唐朝国家是个重大打击，从此之后，大唐由盛转衰，不复昔日辉煌。而作为造成这一局面的主要人物，唐玄宗难辞其咎。然而，巴蜀和成都所受影响却似乎正好相反。这里自古以来自然条件优良，气候温暖宜人，公元前316年都江堰水利工程建造完成以来，四川尤其是川西平原“于是蜀沃野千里，号为陆海。……故记曰：‘水旱从人，不知饥馑，时无荒年，天下谓之天府’也” 因而自汉代以来就有“天府之国”的美誉。隋末大乱，巴蜀也并未遭受战乱之苦。经过隋代以来的修养生息，加上初唐盛唐的励精图治，安史之乱爆发时的成都，农业、商业、手工业发达，生态良好，物产丰富。水上交通发达，就如杜甫所说：“门泊东吴万里船”，或者李白所云“云帆龙舸下扬州”，都是实写。成都在唐代享有谚称“扬一益二”的盛名。

成都城市人口多，热闹繁华。李白说“万户千门”绝非溢美之词。安史之乱不仅没有影响破坏蜀中，反而给巴蜀尤其给成都的发展带来了历史性的机遇，对蜀中成都的历史文化有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。玄宗幸蜀就是一个极好的事例，因为，此前的蜀中，还没有来过中央王朝的皇帝。

李白早年在蜀中的时候，就曾漫游各地，他第一次来到成都，就被其深深打动了。游览了司马相如的琴台，瞻拜扬雄故宅，登锦城散花楼，写了《登锦城散花楼》《白头吟》等诗。不止成都，故乡巴蜀还有很多美丽的地方，如江油县城、梓潼盐亭一带、剑门、峨眉山，出川时还顺路沿岷江经乐山到宜宾再到渝州。（参见吴明贤《李白与四川》，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年，第26、27页）一路的美景和其它美好事物都引起青年李白的极大兴趣，他深深地爱上故乡。

以至于李白离开蜀中之后，对故乡的热爱和思念，从来没有中断过。他“东涉溟海”的贫困的时候，还是与好友同游太原时，还是离开故乡九年后，在洛阳听到笛子曲的时候，都一再勾起了怀念家乡的“故园情”。使诗人想到了温暖而可爱的故乡。直到晚年，李白在宣城所作诗中有“一叫一回肠一断，三春三月忆三巴”这样的动人诗句，可见对故乡的情感之深切。

不仅是这些直接表达思乡之情的作品，李白诗中还常常写到有关巴蜀的历史文化传说人物。如《蜀道难》中“蚕丛及鱼凫，开国何茫然”可见对家乡历史的了解。本诗虽写蜀道之难且另有寓意，但却以其极高的知名度而带来极大的宣传效果，不容小觑。甚至，连算命卜卦这样的小事，诗人也自然首先想到了家乡的严君平：“升沉应已定，不必问君平。”（《送友人入蜀》）

刘晓凤认为：“《上皇西巡南京歌》的基调与大多数的思乡诗作不同，整租诗情绪饱满，满是欢欣自豪。”“诗人不直言思乡，却在诗中全方位、多层次地铺陈成都盛景。”（刘晓凤《上皇西巡南京歌》与《成都府》的比较》，《杜甫研究学刊》2012年第3期）谭兴国认为：“对于唐明皇逃亡成都，他是持拥护态度的。他鼓吹建都南京（成都）以为统一国中的基地。” 笔者赞同他们的说法。

李白一生仕途坎坷，到了晚年又经历李璘事件的牵连，贬谪夜郎，受尽惊吓和心灵折磨。得知玄宗幸蜀回京，早年故乡的美好生活记忆自然有涌上心头，勾起诗人的家乡情结，于是一发二不可收，来了个整整十首。

李白诗表达了对故乡的思念，宋代严羽就较早看出了这点：十首皆于萧条奔寄中作壮丽语，是为得体；举秦蜀形势不忘故都（此处应解为“故乡”），是为用意。（《沧浪诗话》）

玄宗西巡为成都留下了不少遗迹，为巴蜀文化增光添彩，多有贡献。玄宗幸蜀四五百天，到过蜀中不少地方，参观访问过不少古迹，有的古迹虽然他并没有题写、重修，但是这位皇帝和当今太上皇的他，只要一经过，就会有非凡的广告效应。如新津的老君山、修觉山。修觉山原名四安寺，因玄宗题写“修觉山”而更名为修觉寺。 成都北郊的天回镇，也是因为写作避乱蜀中，乱平返回京城时路经此地而得名。李白诗中也提到了天回镇。明皇还丰富了成都五担山及石镜文化。位于成都市区的大圣慈寺，是三藏法师受戒学律处，玄宗亲为该寺题写匾额“大圣慈寺”因而免遭会昌灭佛。

就是这么一组表达热爱家乡，充满巴蜀文化精神，具有史料价值的《上皇西巡南京歌》，四川人却重视不够。上述周啸天主编《唐诗鉴赏辞典补编》没有选入一首。四川大学中文系中国古代文学教研室编写《中国文学》（四川人民出版社，2006年第2版）之“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卷隋唐五代文学第一编第六节“李白”，没有提及。一般的唐诗选本，李白诗选本以及文学史专著都不提及，也还算了，连这样的著作都不提及，是没有道理的。